百年五四融通中外——第二屆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專題研討會在杭州舉行

作者: 時間:2019-05-28 點擊數:

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不屈抗爭、奮發圖強的歷史。五四新文化運動是這一歷史的邏輯發展,它帶來了中西思想文化的深刻碰撞和交流,是一次再造民族精神的文化革新運動,對推動中國文明進步和走向現代世界,功不可沒。為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弘揚五四精神,北京外國語大學學報《外語教學與研究》編輯部于525-26日在杭州舉辦了百年五四 融通中外——第二屆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專題研討會。會議由浙江工商大學外國語學院承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北京外國語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南京師范大學、華東政法大學、浙江工商大學等多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專家參加研討,數十位學者旁聽。

《外語教學與研究》主編王克非教授主持開幕式,闡明會議主旨。浙江工商大學黨委書記金一斌教授、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蔣承勇教授、浙江大學人文學部主任黃華新教授分別致辭。金一斌教授指出,百年前的五四運動是一場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運動,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與融通,推動了中華文明走向現代化。今天舉辦紀念五四運動的中外文化交流研討會極具時代意義。蔣承勇教授認為,“百年五四融通中外”,核心在于“融通”,并援引習近平總書記的話:“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他回顧了五四運動的歷史,倡導世界層面的文明交流互鑒,以促進中華文化的不斷進步。黃華新教授致辭中高度肯定研討會的意義,希望通過紀念五四,促進中外融通,并推動浙江人文學科的發展。


會議分四個專場報告時段。第一時段注重文明互通,由上海外國語大學著名翻譯理論學者謝天振教授主持。浙江工商大學文科資深教授、馬克思主義理論工程首席專家蔣承勇以現實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例,闡述了五四以降新文學對外來文化接受的俄蘇“情結”。他認為,從文學跨文化傳播角度看,由于本土文化傳統和社會情勢的原因,五四開始我國偏重于接受具有強烈民主主義精神和社會變革意識的俄國現實主義,因為它呼應了當時中國的形勢,具有更適合中國新文學建設發展的特質。他呼吁以史為鑒,指出當今中國文化走出去當考慮非母語國的文化傳統和審美期待,做到有的放矢。

北京外國語大學講席教授、國際中國文化研究會會長張西平以五四以來的儒家文化與啟蒙運動為題,論述儒家文化在歐洲的傳播及其對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在更為宏大的文化場域揭示儒家文化的現代性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原所長、《文學評論》原主編陸建德研究員用東海西海心理攸同總結中外文化的融通現象。他認為,中國現代文學與外國文學的譯介具有復雜的互文關系。不論是歷史上的佛經翻譯,還是現代漢語從日文引進大量詞匯,都充分說明了中外文化的融通性。外國文學的譯介在文學、語言、心靈等方面為現代中國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二時段注重五四翻譯,由蔣承勇教授主持。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長江學者許鈞在發言中檢視了五四運動前后的翻譯活動及其影響,主張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把握五四運動的精神和翻譯活動的本質,指出翻譯活動的先鋒性、啟蒙性、革命性與文化性,認為不能只關注翻譯的表面,更要注重其背后的力量與動機。

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國比較文學》和《東方翻譯》主編謝天振提出重寫翻譯史的三點思考:第一,由于翻譯具有跨語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國家、跨學科等諸多特點,因此對翻譯史的梳理和描述也必須具備上述“跨越性”特點。第二,鑒于我國歷史悠久、地域遼闊,翻譯活動也相應地呈現出不同的地域面貌和多元面貌。第三,應通過翻譯史的編寫揭示翻譯思想、理念的變遷和發展。

浙江大學教授、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外語言文化比較研究會會長吳笛在發言中闡釋了五四時期魯迅的直譯及其對文言文意譯的具有進步意義的顛覆,是強調直接從西方語言文化中輸入新的語言表達形式,促使語言文學的形式革新,達到改變國人思維方式、文化啟蒙和深化思想解放的目的。

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王東風教授從翻譯學角度梳理了五四運動前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翻譯與傳播,將此期馬克思主義翻譯與傳播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接觸期,零散式譯介為主。第二階段為五四前社會主義思想的譯介期,主要譯介日本學者對西方社會主義的評介。第三階段為1918年后共產主義思想的翻譯期,譯介內容轉向馬克思本人的相關著作,為之后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提供了強大的理論基礎。

第三時段注重譯介影響,由王東風教授主持。北京外國語大學講席教授、許國璋語言高等研究院副院長王克非以魯迅的文學翻譯語言為例,探討五四以來的翻譯借鑒對現代文學語言的影響。他將魯迅五四時期的譯作語言與20世紀30年代的加以比較,分析其詞匯、句式等層面的具體表現,特別是虛詞的使用和典型句式的仿借,認為魯迅在譯作中充分借鑒西方語言表達形式,是他一貫拿來主義的做法和理念,也是五四時期語言開放、思想解放的體現。

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院長查明建教授認為,“五四”新文學運動借助翻譯文學表達了“先鋒性”的主張和觀點。“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先鋒的姿態,通過人道主義話語、“人的文學”觀念、白話文運動等,以文學的方式凸顯和實踐了新文化運動“啟蒙救亡”兩大主題,將新文化運動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翻譯文學不僅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主要的思想和文學資源、白話文的試驗場,也是“五四”新文學特質的體現,因而具有先鋒性質。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當代外國文學》主編楊金才教授注意到今年在美國舉行了多場紀念五四的學術研討會,這是因為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在內的若干高等學府均與五四運動具有很深的歷史淵源,培養了胡適、羅家倫等新文化運動領袖。他通過列舉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學者的觀點進一步審視了西方學者視域中的中國五四文學傳統。

華東政法大學科研處長、青年長江學者屈文生教授分析了五四時期的中西法律翻譯與交流。他認為自清末以來到五四時期的法律漢譯和外譯均旨在于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和法權會議上向各國表明中國已按清末商約將法律制度改同西法一律,倒逼各國履行廢除在華治外法權的允諾。這種法律翻譯之于五四具有不亞于文學翻譯的時代意義,二者均旨在革故鼎新,轉變舊有制度、思想,契合五四時期反帝反封建的時代主題。

第四時段注重五四時期中國與東歐、日本的文學交流,由查明建教授主持。北京外國語大學國家社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丁超教授指出,20世紀初到五四時期,我國對“弱小民族文學”的關注譯介尤為突出,東歐民族文學及文化的漢譯流布成為有代表性的文化現象之一。其中折射的異域民族境遇和反抗精神,樸素的家國情懷,對自由平等和真善美的追求,文學藝術創造實踐等等,構成了與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新文學相關聯的獨特外來因素,為中國社會和文化走向現代提供了外部經驗和重要借鑒,推動了中外文學和文化的互識互動。

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副院長林溫霜教授以波蘭為例考察了清末民初期刊中的東歐國家受欺凌史書寫,探討其反映的中國社會觀念、社會思想變化及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興起與發展的關聯。林溫霜教授認為,中國知識界希冀借外國亡國史達到警示國人、救亡圖存的效果。波蘭等東歐國家的亡國史是晚清愛國“史鑒”的一種,無論在文學敘事還是史學論述中均推動了晚清民族主義的勃興。

南京師范大學東方研究中心主任、江蘇省特聘教授林敏潔認為,如果說日本是五四前后中西方文化溝通的橋梁,那么以魯迅為代表的留日文人志士則是中日文化溝通的橋梁。當今時代,我們應以推動“文化走出去”為己任,借鑒域外魯迅傳播經驗,加強對于各國魯迅作品譯本的研究評價工作,加強與域外魯迅研究者的交流合作,進一步弘揚魯迅及五四精神。

會議最后由許鈞教授做總結發言。他高度評價了本次研討會,認為研討涵蓋了五個方面:語言、文學、文化、社會和思想,其中魯迅是關鍵詞,傳播與融通、譯介與交流是主題。他認為,關于五四中外文化交流的話題具有巨大的理論空間有待進一步發掘。最后,他還結合當今世界形勢,站在歷史的高度指出,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僅僅靠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不夠的,唯有價值觀的建立、思想的解放才能讓中華民族不斷進步、勇攀新高。

本次會議群英薈萃,專家學者覆蓋哲學、文學、語言學、翻譯學等多個學科,漢語、英語、法語、俄語、日語、羅馬尼亞語、保加利亞語等多個語種。專家們的發言從歷史、文學、翻譯等多種角度闡發交流融通,或總攬全局,或以微見著,高屋建瓴、發人深省,既回顧了百年前的風云激蕩,又結合了當今的奮發圖強,還展望了未來的偉大復興。會場氣氛熱烈,參會教師認真聽取專家發言,積極參與延伸討論,會議取得了圓滿成功。本次會議響應了黨的十九大和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對《外語教學與研究》專欄建設及刊物創新,對當今中國對五四運動和文化交流的再認識,都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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